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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介石亲信深度揭秘蒋为何乐意手下人腐败【人物风云】

发布时间:2019-09-29 10:42:37 阅读: 来源:调节阀厂家

吴国桢,字峙之、维周,1903年10月21日出生在湖北省建始县原三里坝区的一个有名的乡村——凉水埠(现为红岩寺镇管辖)。这里丘陵起伏,溪流交汇,四面环山,呈椭圆形盆地,从明末时就传之为有名的富贵之乡,被人称为山区的凤凰地。

吴国桢3岁时启蒙于凉水埠吴家祠堂,很快将《三字经》倒背如流。5岁随父亲吴经明(清朝举人,留学日本士官学校,国民政府陆军中将)在北京府学胡同小学读书。1914年,他就读于南开中学,与周恩来、张道藩等同窗;南开毕业后考入清华,为辛酉级留美预备班学生,与罗隆基、闻一多、潘光旦等同学,且与他们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。1920年代清华毕业后,他负笈北美。在五年的留学生涯中,他先在依阿华州的格林内尔大学学习,主修经济,兼修市政,获得经济学硕士。1926年,吴国桢以论文《中国古代政治理论》通过答辩,获得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学位后,起程回国。不久,吴国桢步入仕途,开始其将近三十年的宦海生涯。

归国后,吴国桢曾应张君劢之邀,到上海国立政治大学任教授。但不久,吴国桢即投身政治,加入国民党。他先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江苏交涉员公署秘书兼交际科科长、外交部第一司副司长、条约修改委员会委员,后到汉口,任湖北省烟酒税务局局长、汉口市政府简任参事、市土地局长、市财政局长,以及湖北省财政厅长、财政部西岸榷运局局长、全国财政专使等;1932年任蒋介石机要秘书,但三天后因饮食不适而请辞。万声扬于1932年10月辞去汉口市长一职后,吴国桢升任了汉口市长,直到1938年10月26日江城沦陷。在汉口,吴国桢主持修建中山公园、沿江大堤,筹划建造市一男中和市一女中,翻修拓宽了十多条马路,建设下水道工程,使市政建设有了很大起色。1939年,吴国桢出任重庆市长,为解决战时首都的衣食住行问题竭尽心力。但在1941年,因为重庆大隧道惨案,吴作为主管官员难逃责任,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。接着他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。其时部长宋子文长期出访在外,故多次由吴国桢代理部务。据说他与宋美龄有同窗之谊,人称“夫人派”,在“蒋家天下”里,这后台是极硬的,因而他的官运一直亨通。他随蒋介石参加了著名的开罗会议。光复后接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、上海市市长。

1946年5月14日,蒋介石任命吴国桢为上海市长。吴国桢走马沪上,面临的是民怨沸腾、百业凋敝、学潮与工潮相激荡的复杂局面。

既然独掌一方,那么吴氏施政有多大的自由度呢?蒋介石是否给了他独挡一面的足够权力?吴国桢对此作了这样的回答:“我非常幸运,我知道我的前任处境有所不同,但在我主政期内,我是比较自由的。”不过,尽管吴国桢是蒋介石的亲信,国民党在沪的军、警、宪、特等机关碍于蒋的指令和面子,要接受吴的节制,但这主要限于名义,实际上他们常常当面允诺,背后仍然自行其事。面对共产党组织的示威和罢工,具有一定西方民主思想的吴国桢,要与那些动辄镇压的武夫莽汉达成同一步调,常常相当困难!在谈到三青团的作用时,吴国桢承认:“我可以为三青团制定对付共产党活动的方针,但我对该组织的本身缺乏控制力。”令吴国桢感到缺乏控制力的又岂止三青团一家,军统、中统、市党部乃至市警局等莫不如此。以至蒋介石曾特地“指派陈立夫到上海,作为这些组织的协调员来帮助我”。

限制吴国桢手脚的还有来自南京方面的压力,由于彼此分属不同的实体,利益和角度有异,京(中央)、沪(地方)间的分歧频频发生,有时甚至非常尖锐。1947年8月南京行政院颁布了在全国禁止营业性交际舞的法令,次年8月又宣布实行金圆券改革,对上述两项政策,吴国桢结合沪市的实际情况,均表示强烈反对,但在重压下又不得不违心地予以执行。

应该说,吴国桢不结党营私,而且非常崇尚民主作风,办事特别讲求效率,令出必行。由于他强调法治,在上海市长任内就有“民主先生”之称。他个人能力极强,能为蒋独挡一面。自然也有高傲的一面。吴国桢有着漂亮的仪态,流利的演说,讲得一口很好的英语,十足一股洋派神气,以及按时到办公室,见了什么人都给以笑容,甚至和当时气焰很盛的闹学潮的学生,他遭到围攻、推搡乃至挨打也仍保持市长的风度和气度,并禁止军警动用武力,这的确使当时但观皮相的洋商和上海市民,仿佛都在想大上海何幸而得到如此一位现代化的民主市长。

吴国桢在国民党接收上海中已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现象。“由于事先并未对接收作周密的安排,没有制定一个确保良好和有效管理的计划,以致出现了狂乱的抢夺”,“政府所有的各种机构均受权接收敌产,但却没有作集中监督”。接收大员们“表现得就像是自己人民的征服者”,“正是由于他们的恶劣行径,国民党政府开始很快失去威望”。在吴国桢看来,抗战胜利之初,蒋介石“太专注于共产党问题了”,“蒋委员长的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在马歇尔谈判上,而且他正将其所有的精锐部队派向华北的战略地区,以便抢在共产党的前面”,“公正地说,我想蒋介石并不完全清楚接收敌产中发生的事情,因为他被其他更迫切的问题困扰着”。那么蒋为什么对如此严重的腐败知之甚少呢?“这正是由于我们政府的整个体制不好”,“以致在蒋的周围仅是些唯唯诺诺的人”,“一个独裁政府的问题就在于,没有一个人,敢于对独裁者直言这些事,除非他们有确凿的证据,即使有,也仍然会犹豫不决,因为害怕可能因此树敌。蒋是吃了自己独裁的苦头”。

国民党的腐败并没有随着劫收的结束而终止,而是愈演愈烈,以致最后不可收拾。吴国桢曾在口述回忆中提到,汤恩伯向他要薪饷,他同意了,但要求清点士兵。汤则将庙里的和尚事先穿上军服,点名时答到。

吴国桢也曾屡次向蒋介石反映官员中的腐败问题,但他总感觉蒋介石当面既未表现出嫉恶如仇的态度,事后也没有采取切实的制止措施。时间长了,吴逐渐感悟到蒋容忍腐败的隐秘心态:“他多半是以对他本人的忠诚与否,而不是按他们的能力来挑选指挥官,只要一个人对他忠诚,有点腐败他也不在乎”,“他对下属的腐败是乐意的,因为一个人如果变得腐败了,那么对他就更加唯命是从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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